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实习生郭之睿 上海报道
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罕见病其实并不“罕见”。据弗若斯特沙利文联合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发布的《2022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显示，全球目前已知的罕见病超过7000种，全球罕见病患者已超过3亿，其中我国大约有近2000万患者与罕见病作斗争。
由于罕见病药品较为短缺，未来罕见病的市场空间巨大。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提出，鼓励罕见疾病药物研发，需制定符合罕见疾病规律的特殊政策。鼓励企业研发罕见病治疗药物，是解决罕见病有药可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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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看来，鼓励罕见病药物研发已经成为一大趋势。在庞大的市场蛋糕吸引下，布局风险高的罕见病治疗领域正成为跨国头部药企聚焦的一大方向。2021年，阿斯利康就以390亿美元收购了罕见病巨头瑞颂制药（Alexion），开启了进军罕见病治疗领域的新进程。随后不久，阿斯利康中国还宣布成立了罕见病事业部。
此外，近日阿斯利康宣布其首个罕见病创新药依库珠单抗正式在中国上市。该药为全球首个获批的C5补体抑制剂，目前在中国获批用于治疗成人和儿童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和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aHUS）。今年8月该药品通过原液新产地的变更申请后，阿斯利康于今年进博会上宣布引入该药后将尽快在苏州、青岛、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落地。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化、罕见病目录的出台及诊疗协作网的建设，为中国罕见病防治事业奠定了基础。然而仅靠一方实难满足中国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的诊断、用药、支付需求。需要企业加强自身研发能力和对外合作，创新具有高临床价值的罕见病药物，支持建设多层次支付保障体系，搭建罕见病诊疗生态圈，让创新的罕见病药物及诊疗方案满足患者未尽之需。”
罕见病诊治痛点频现在全球已确认的超过7,000种罕见病中，80%源于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病，70%的罕见病在儿童期就已经发病。然而由于临床知晓率低，部分患者的平均确诊时间甚至长达5至7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期，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二届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谢俊明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罕见病在临床存在三大难题：
一是诊断难。由于单病种罕见、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病情呈进行性加重，罕见病患者长期面临早期识别和诊断率不足的难题，如何实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早诊断较为关键；
二是认知难。罕见病有它非常独特的特征，医务人员、大众、政策的制定者、疾病研究者需要在诊断方面加强对罕见病的诊疗认知，加强对此类患者的了解，以及对该疾病的认知，不能用常见病的用药概念去认知罕见病；
三是保障难。解决罕见病患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问题，需要特殊的补丁政策来解决。因此，如何在整个防治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如何来调整大家的利益关系，共同维护这一群患者的贫困问题、诊疗问题、社会权利问题，也成为急需解决的方向。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罕见病保障制度需要各方协作，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罕见病事业正驶入快车道，随着越来越多的治疗药物进入中国，如何打通患者用药的最后一公里，提高患者保障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薛敬洁近日在某行业论坛上也表示，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举措，切实减轻了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完善了罕见病的医疗保障体系。然而确诊仍是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庭漫长求医之路中的第一关。为此，由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遗传病诊治专项基金发起的“罕与光”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未来三年，“罕与光”公益项目将携手国内多家医院为国内罕见病患者家庭提供免费的遗传病检测，并通过开展专业医学教育培训，推动改善中国罕见病诊疗现状。目前，已有首批7家医院签署了合作协议，覆盖北京、南京、上海、济南、杭州、长沙和福州等地。
中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系主任邬玲仟教授表示，一项针对中国出生人口队列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5.6%，按照我国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计算，我国每年约有60万新生儿存在出生缺陷。与这一情况相对应的，是我国遗传病诊断专业医生仍处于短缺状态。“我期待通过多方协作，有效提升临床医生的遗传咨询能力以及专业能力，将防控关口前移，以期降低罕见病的发生。”邬玲仟教授说。
鼓励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在推动改善当下诊治痛点时，鼓励罕见病药物的研发也成为一大趋势。毕井泉提出，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罕见疾病患者群体，出台多项政策保障罕见疾病诊治和孤儿药研发，罕见疾病诊疗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2015年以来，我国有35个罕见疾病用药批准上市，覆盖17种罕见疾病，已上市罕见疾病用药67%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用药负担。
但罕见病药物研发存在患者招募难、开发风险大、市场规模小等一系列困难，基本上不具备经济可行性。针对这一科学上有意义、市场上有需要、但实际上很难赚到钱的难题，须研究制定符合罕见疾病规律的特殊政策。鼓励企业研发罕见病治疗药物，是解决罕见病有药可用的关键。
要推动罕见病药物的研发，也需要解决一些现有的问题。王磊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需要在以下四方面予以改善：
一是加快审批。很多罕见病药物进入中国的速度在大大加快，需要坚持做下去。
二是要鼓励研发。由于罕见病患者人数少，大部分罕见病都是缺医少药，很多罕见病还需要终身用药，罕见病患者是很痛苦的，所以研发方面要鼓励。全球已知罕见病有7000多种，仅5%有明确的治疗方案。这方面需要集中社会力量、科学界力量、研发力量，药物研发公司要愿意开发罕见病药物，所以在产业政策上的鼓励还需要做。
三是改善患者支付。与研发出一个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需要的药物不同，由于罕见病患者人数少，药物的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单价会高。在医保基金支付方面，可以单设罕见病专项等等；不能把罕见病药物谈判跟普通药物谈判放在一起，这也需要国家在政策上做出扶持。整个社会慈善，包括商保都要加入进来。
四是聚焦罕见病诊断。罕见病的诊断不容易，罕见病三个字概括了几千种病，数字背后对于普通患者和基层医生来讲都是疑难杂症。几千种罕见病，背后可能是几百万罕见病患者。所以应当考虑怎么组建罕见病疾病登记、诊断、治疗网络，建立罕见病专病中心或医学中心。把罕见病患者通过登记、诊断、咨询方式转诊汇集到专项罕见病中心，从而得到最快诊断和最好治疗。
五是更新优化罕见病目录。目前只有几百种罕见病在目录中，但此类疾病有几千种，所以罕见病种类要更新。
“目前，国家针对罕见病立法在征求各方意见，罕见病目录也在不停更新中，其实也只有不断的探索，相关治疗药物才能够有的放矢的进入相应市场，才能够方便国家对罕见病病种提出对应的产业政策、医保政策。不得不说，也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更方面推动罕见病在治疗方面、分级诊疗方面或者协作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就。阿斯利康是很大的医药企业，但是罕见病市场我们刚刚开始布局，针对这一领域的摸索才刚刚开始。”王磊说。
建设罕见病生态体系随着国家对罕见病群体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罕见病研究、诊疗和药品研发供应、医疗保障体系等多项事业进展巨大。2021年，阿斯利康收购瑞颂制药（Alexion）进入罕见病领域，本届进博会，阿斯利康首次展示了由瑞颂制药研发的全球首个获批的C5补体抑制剂依库珠单抗舒立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毛建华教授表示，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aHUS）是一种罕见且致命的血栓性微血管病（CM-TMA）。血浆治疗是aHUS管理的最初方法，但疗效不佳，有些甚至需要透析和肾脏移植。近年来随着对aHUS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C5补体抑制剂也成为了治疗武器之一。全球数据显示依库珠单抗的长期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它在中国的上市有望帮助aHUS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巨大改善。
药企除了加速创新研发，也在聚焦探索前沿的罕见病诊疗新模式。例如，阿斯利康近日宣布和青岛市政府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在青岛设立阿斯利康中国区域总部，通过政企联动，充分结合青岛本土优势环境及阿斯利康跨国企业资源，推动罕见病领域诊疗一体化和全病程管理，打造罕见病诊疗创新生态圈。同时，阿斯利康与青岛卫健委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疾病早筛、罕见病诊疗、慢病防治及疫情防控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推动青岛市健康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什么选择青岛？王磊解释，山东省以及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罕见病患者扶持，尤其是青岛。在山东，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之外采取的是大病保险，配合惠民保、商保、企业援助，也就是1+N多层次保障模式，探索实行了针对罕见病患者的特殊用药保障制度。而作为新经济发展先行区、高水平改革开放引领区，青岛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完备的工业体系。
“近年来，青岛市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布局。同时，青岛以及山东独特的区位优势、强大的科技实力以及开放的投资环境也为大健康产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认为山东和青岛都是在省和市层面对罕见病非常友好。”王磊说。
罕见病生产也一直是行业难题，不少药物可能生产一天能卖一年，这也是由于患者人数较少，折算后固定资产成本很大，分开建工厂不是选项。对此，王磊进一步说，罕见病供应链全国高度整合，今后不排除和中国本土企业达成罕见病领域合作。
“如果与本土企业就罕见病领域达成合作，会选择在中国生产，聚焦本土生产有优势，但如果销售数量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再建立新工厂意义则较小。毕竟，归拢供应链还是指望未来普药这类需求数量巨大的药物。”王磊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