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许秋莲 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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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空间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但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从‘东西差异’逐渐演变为‘南北差距’。”南京大学一研究团队的最新报告指出，“南北经济失衡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11月25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举办“中国式现代化下营商环境与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会上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为避免过快的制造业外流，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当下一种较为可行的政策途径是，通过制造业区际迁移，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
“东西差异”逐渐演变为“南北差距”《报告》指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从地区来看，中国地区分化打破了过去的三大板块限制，呈现出南北差异的新特点。地区间差距是中国地区总体经济差距的重要来源。2012年以来，南北地区经济差距超过了中西部地区，且越来越接近于东中、东西部地区差距。由此可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空间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但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从“东西差异”逐渐演变为“南北差距”。
2000年以来东中西部和南北地区人均GDP之比的变动趋势
图/《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进一步，南方地区占全国经济比重在缓慢上升，北方地区的经济比重逐渐被“挤占”，南北经济失衡正在加剧。2021年，南方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64.75%，北方地区仅占35.25%。毋庸置疑，南北经济失衡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2000年以来南北地区占全国GDP比重的变动趋势
图/《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凭借成本比较优势，通过承担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嵌入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体系，由此迎来奇迹般的持续高增长，1978-2021年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一体两面，中国在GVC的国际分工地位始终不高，长期徘徊在高端附加值环节的外围。
在避免过快的制造业外流，防止产业空心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实现价值链的攀升，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这一方面，《报告》认为，当下一种较为可行的政策途径是，通过制造业区际迁移，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制造业内迁和产业链的延伸，无论是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还是对推动比较优势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转化，形成区域间的产业前后联系，进而与地区经济实现良性互动，都具有积极可行的实践价值。
营商环境建设成产业转移、区域协调关键针对此次《报告》，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刘志彪在致辞中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地区间产业政策趋于公平，过去靠创造政策洼地来吸引外资、吸引投资的方法，可能会受到抑制，因此营商环境的建设优化将成为产业转移、区域协调的关键。
“营商环境随着经济现代化从工业化进入数字化阶段，投资的一个变化趋势是从过去的价值投资转向了价值观投资。”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加宁认为，营商环境的评估应当增加对社会舆论氛围，商务语言环境，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内容。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看来，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基于区域经济布局核心—边缘分析理论和方法，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路径：第一，人口经济向东南而非西北突破；第二，适应国民经济区域结构多元化的趋势，优化国家经济区划；第三，发挥核心区稳增长极作用。
“区域协调须顺应中国式区域架构变局。”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教授赵伟表示，目前的区域协调主基调也从过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变成现在东与西两大区域之间、东五大城市群之间、各城市群内部之间的多个层面的多重协调。营商环境须关注中国式区域差异，产业转移须贴近中国式共富。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应注重两个思路并重：既吸纳发达地区淘汰产业，也积极发展高效率产业，以更快速度提升要素报酬尤其是劳动者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