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实习生 王馨漪北京报道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预防为主，深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逐步提高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疾病防治服务保障水平。”
作为癌症高发国家，癌症防治也是国家健康战略关注的焦点之一。《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癌症防治行动列为这一时期重大行动之一，推荐个人定期进行防癌体检，社会和政府积极开展癌症筛查等诊疗技术人员培训。确保到2022年，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达到55%以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癌症防治的关键。早期筛查与诊断十分重要，有利于尽早干预癌症治疗，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升患者生存率。
不过，季加孚指出，我国重点高发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工作逐步全面推开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缺少对既往已开展癌症和早诊早治项目效果的系统性评估，不同地区临床筛查从业人员及设备资源分布不均，限制了癌症早诊早治的高质量开展。同时，不同地域信息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域信息管理平台依然相互独立，短时间内，不能实现全国层面的互联互通等。
为此，今年全国两会，季加孚也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加强基层癌症筛查从业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并对其进行从业资质认证、实现癌症筛查国家级信息管理平台与地方区域性平台互联互通，健全数据共享机制等。
季加孚 受访者供图
早诊早治癌症防治关键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化，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癌症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可以说，癌症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数据显示，虽然近十年来我国癌症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已有效提升，从30.9%上升到40.5%，但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5年生存率仍有很大差距。据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发布的《21CC中国癌症早筛趋势报告（2021）》，目前我国早期癌症检出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以胃癌为例，我国早期胃癌检出率仅为10%，远低于日本的70%和韩国的50%。
面对我国癌症现状，《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针对癌症预防、早期筛查及早诊早治等方面提出多项建议。拟到2022年和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43.3%和46.6%；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分别不低于70%和80%；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达到55%及以上并持续提高；基本实现癌症高危人群定期参加防癌体检。健全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实现肿瘤登记工作在所有县区全覆盖并提高肿瘤登记数据质量。
对此，季加孚也认为，规范化的癌症早诊早治是降低人群癌症死亡率的重要措施，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各类疾病的早筛早查，特别是在进入本世纪之后，国家在这方面的举措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力度也越来越大。
我国先后于2009年、2012年启动了妇女两癌(乳腺癌、宫颈癌)、城市五种癌症(肺、肝、上消化道、结直肠、乳腺)以及淮河流域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近年来，我国重点高发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工作逐步全面推开并取得良好效果。在大规模防癌筛查惠民项目开展的同时，健康体检行业蓬勃发展，开展防癌健康体检（癌症机会性筛查）的医疗机构数量增长迅速。
但是，我国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季加孚指出，目前，我国仍缺少对既往已开展癌症和早诊早治项目效果的系统性评估。同时，无论是大规模人群筛查项目，还是个体机会性筛查，均以基层筛查单位作为主力军。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临床筛查专业医师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筛查人力及硬件设备资源分配不均，缺少基于中国人群证据的国家癌症筛查指南，这些因素都限制了癌症早诊早治的高质量开展。
此外，不同地域信息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域信息管理平台依然相互独立，短时间内，不能实现全国层面的互联互通。这也阻碍了癌症数据共享互通机制的建立健全。
加强基层癌症早诊早治服务能力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季加孚一直致力于就如何更好地防治肿瘤提出相关建议。
在今年提交的两会提案中，季加孚建议加强基层癌症筛查从业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并对其进行从业资质认证。季加孚认为，应该以国家区域性癌症诊疗中心为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临床技术规范化培训指导单位，探索适宜中国人群的国家癌症筛查指南并加大全国范围内推行力度，提高癌症筛查技术全国均质化水平，同时加强健康体检机构的行业大数据监管与筛查效果评估，切实提升癌症筛查的实施效果。
同时，季加孚还提出，要实现癌症筛查国家级信息管理平台与地方区域性平台互联互通，健全数据共享机制。要加快中国癌症筛查数据采集标准的制定，建立地方癌症筛查信息平台与国家癌症筛查平台的互联互通对接机制，允许地方平台数据直接导入国家信息平台，避免重复管理上报；成立国家筛查大数据平台专家委员会，成员单位为国家区域性癌症诊疗中心，建立规范可行的数据共享机制。
此前，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提案中，季加孚也曾建议大力发展在线就诊信息化系统，通过利用在线提交检查报告、视频问诊、电子处方等方式，尝试物流快递药品结合现场取药，避免患者长时间奔波，缩短免疫力相对较差的肿瘤患者在医院内的就诊时间，并建议，将现场就诊的号源留给初诊或复发患者。在全面实行门诊预约挂号的基础上，每天增加一定数量的在线就诊放号，满足肿瘤患者的就诊需求。
而对于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和数据共享机制，季加孚早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就曾提交提案，建议加强癌症早诊早治临床从业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切实提高惠民癌症筛查项目的实施效果；促进癌症筛查项目的国家信息管理平台与地方平台互联互通，健全数据共享机制，避免产生数据孤岛。
季加孚还曾对医保报销问题提出建议，主张可以将具有成本效益的特定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优先纳入医保范畴，并认为，经过10多年的项目探索，适合中国人群、具有成本效益的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等重点癌种的早诊早治适宜技术已基本成熟，当前上海、山东济南等地已经尝试将肠镜筛查结直肠癌纳入医保范畴管理，可以考虑将好的地方经验进行全国推广。
比如，2021年10月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规范、调整物理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京医保〔2021〕23号），就将基因甲基化检测作为癌症早诊医疗服务项目纳入甲类医保报销范围。
然而，在全国范围推广将肿瘤筛查纳入医保支付，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无法实现。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对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中提到：“当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还是立足于‘保基本’，着力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将肿瘤筛查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条件尚不成熟。”
除了医保问题，季加孚还曾提出要划清癌症筛查惠民项目与科学研究项目的界限。对于惠民项目，要充分体现惠民性，减少参与癌症筛查时不必要的信息收集环节和生物样本采集，避免增加基层工作人员负担。与此同时，应加大国家筛查项目的经费补贴力度并通过文件规定细化补贴资金的落实，提高项目承担单位的依从性和数据质量。而对于依托惠民项目建立起的科学研究项目，涉及的科学研究要严格按照科研标准及制度加强管理，包括伦理审批、生物样本的规范化管理，以便切实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数据质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