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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完善医药价格治理机制,提升创新药产业国际竞争力2022-03-10 21:39:17 | 来源:21经济网 | 查看: | 评论: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上海报道《“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提出,实施全国医药价格监测工程。具体而言,以公立医院为主,逐步向社会办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等延伸。在监测采购价格的同时,向监测服务收费、要素成本等方面拓展。

长期以来,医药产业链价格监测与评价工作分散在工信(制造业口径)、商务(流通业口径)、卫健(临床服务口径)、医保(医保支付口径)不同主管部门,采样来源、处理规则、公布范围各不相同。医保基金是国内药品、公立医疗的单一最大买单方,医保主管部门统管医药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权、支付权、采购权。由国家医保局作为医药价格监测工程的主导方,有助于克服市场咨询机构数据的利益倾向,解决“九龙治药”带来的数据质量问题,形成全球最大、最全、最新的医药全产业链数据库。“循数决策”还可以大幅提升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支付价)制定社会公信力。

但是我国的药品价格治理机制仍存较多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带来了《关于完善医药价格治理机制,保留医药创新国际竞争火种》的提案。在谈及我国的药品价格治理机制存在的相关问题时,他指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成本-价格”统计口径过窄。国家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在开展预算影响分析(BIA)测算时,除考虑药品本身的研发、生产成本外,主要考虑了不良反应处理成本、住院护理成本、检查费用,极少考虑联动耗材成本、服务设施费用、随访成本等伴随干预措施相关的成本,上述成本未被计入,往往导致创新药(特别是突破性疗法)较旧产品的成本优势未能充分体现,并存在价格被严重低估的风险;

二是“价格-研发”创新激励不足。“创新药价格-研发相关性”课题组通过对2011年至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医药行业的企业利润越高,越有利于激励行业内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另一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医药企业的研发强度仅为1.7%,处于达不到“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当前,本土创新药受医保准入“灵魂砍价”影响较大,持续下降的利润率预期将影响中长期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

三是价格政策与其他医药政策的联动有限。在谈判药品落地方面,部分创新药降价后“以价换量”的转换机制不顺畅,尽管国家医保局明确规定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新版医保目录,但个别省市的医保部门受人财物保障能力、经办服务能力、信息化标准化支撑能力的限制,目录内创新药在当地得不到及时、足额、便捷的报销,参保群众得到获得感大打折扣。在谈判企业激励方面,对于在医保准入过程中充分让利的本土创新医药企业,上游科研政策、中游产业政策、下游金融政策未能同步跟进,使得企业在“大失血”后无法增强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

方来英表示,创新药定价政策不单是医保准入政策,也不仅是微观技术问题,关系到国家战略和经济命脉。一方面,创新生物医药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有能力与发达国家并跑(部分领域已经领跑)领域,但身处高科技领域仍存在部分领域“卡脖子”的困境。另一方面,应对日益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创新生物医药是有望形成万亿级产业转化、资本转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受部分恶性竞争的影响,创新医药产业存在资本退潮、产业滑坡等风险。

方来英表示,为提升我国创新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尤其是医保主管部门迫切需要优化价格政策,捋顺定价机制。特此建议:

一是构建真实导向的成本监测机制。创新药的成本绝不等同于“淀粉钱”“药瓶钱”。即便在短期内尚无法为创新药定价中引入“生产规模分”“质量稳定分”“创新研发分”,至少也应该在传统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测算中,确保数据口径贴合真实世界,遵循临床医学与医药产业规律,特别是全口径计入研究开发成本、生产制造成本、仓储物流成本、临床支持成本,以及由政府、医疗机构转嫁到医药企业的合规的医生培训/科研/会务成本。要严防低估创新药企业的综合运营成本,进而给创新药定价带来误判。

二是构建国际导向的价格评估机制。要打破“唯低价是取”的定价规则,告别“过50万不谈,过30万不进”的行政化限价模式。立足国际药物经济学和结果研究协会(ISPOR)的学术共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政策经验教训,随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纯收入增长而逐年上调最高限价,并逐步从“一刀切”转为“一药一策”的科学价值评估。当前,在长三角地区,药品综合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已被应用于国家带量集采中选品种的到期续约,建议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健委、国家工信部等部门,编制“全国药品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向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应用于2022年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可借鉴德国经验,要求企业提供创新药品的附加价值档案,全面评估其创新激励、公共福利、社会伦理、系统经济性等方面产出。对罕见病、终末期疾病等重大疑难疾病,国家医保局可单行开展专项谈判,为其确定区别于常见慢性病的支付阈值。

三是构建补偿导向的政策联动机制。在谈判药品落地方面,建议国家医保局实施“医保品种落地典型案例推广项目”,编制“国家医保药品落地能力建设工作指引”,大力支持部分先行省市探索普通门诊统筹政策、门诊慢病/门诊特病模式、“双通道”模式(又称“特药政策”),征集、遴选、褒扬一批医保药品落地的先行示范地区,并在2022年内向全国复制推广。在谈判企业激励方面,为满足国家药监局“突破性疗法”条件的1.1类新药设定3年以上的价格保护期,期间豁免集中采购、价格谈判和相关打包付费(如:按病种付费、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按病种分值付费);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财政税收扶持政策的评审标准从“唯(患者)数量论”转向“全面价值评估”,避免罕见病、罕见肿瘤等“小众”创新药被排除在外;证监部门、中国交易所不将普遍性、常态化的医保降价政策认定为上市创新药企业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对其增发设置不当限制。

标签: 医保药品 主管部门 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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