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实习生 郭之睿 上海报道4年了，家住上海金山区的辰辰（化名）终于等来了入组临床试验的机会。
17岁的辰辰罹患的是庞贝病，一种致命的罕见疾病。当同龄孩子在肆意享受青春年少的轻狂时，他却连正常的行走都困难，甚至需要依赖呼吸机辅助生存。特效药是他目前唯一的救赎——每隔两周就要用药，这是他的生命线。
今年4月15日是第九个国际庞贝病日。由于患者数少，被称为“超级罕见病”。而酶替代治疗是目前唯一针对庞贝病病因的治疗方式已经逐渐用于临床，极大地改变了庞贝病患者的疾病预后和人生轨迹。但对于每个患者个体而言，治疗之路充满坎坷，而高昂的治疗费用成为横亘在患者和希望之间最沉重的负担。
著名医学遗传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曾凡一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我国针对罕见病患者用药保障问题也不断有激励政策出台，然而，仅靠基本医疗保险一种方式很难持续解决高值罕见病药物的支付难题。“眼下，还需要通过政府引导，整合基本医保、商业保险、慈善救助等多方支付，共建罕见病多层次用药保障体系。”
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作为重点内容提出。随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正式落地实施，已有58种药物纳入国家医保，覆盖29种罕见病。但目前仍然有很多治疗超级罕见病的高值罕见病药物尚未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庞贝病患者治疗用药注射用阿糖苷酶α就是其中之一。
诊断难，如何保障患者生命线？罕见病种有7000多种，其中80%是遗传性疾病，病情复杂、诊断困难、有效药物极其缺乏，大约只有5%有药可治。患者的疾病负担十分沉重，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健康问题。其中的庞贝病又称糖原累积病II型，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也被称为“罕见病”一类疾病中极具典型性的超级罕见病。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庞贝病患者仅有200余例，而上海确诊患者不足10例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朱雯华教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庞贝病是由于患者体内缺乏酸性α-葡糖苷酶（GAA），导致糖原不能被降解而堆积在体内，造成肌肉、心肌、骨骼肌和呼吸肌等严重且不可逆转的受损。一般情况下婴儿型患者较早发病，症状较严重，预后较差，病情进展迅速且通常在12个月内死亡。晚发型症状相对较轻。“婴儿型庞贝病的症状较严重，通常较容易诊断出来；但晩发型庞贝病在初期却常被误诊为其他疾病，这时可能需要进行多项检査才能确定诊断。通过干血滤纸片法进行GAA活性测定是庞贝病常用的一线诊断方法。”
然而，在确诊上，辰辰走了不少弯路。辰辰十岁时，因为容易摔跤，上下楼梯困难前往上海儿科医院骨科就诊，得到的建议是平时多锻炼，注意走路姿势。然而，遵照医嘱的辰辰并没有好转，几年下来，随着身体的发育，辰辰的走路姿势越来越不对劲。辰辰妈妈决定换家医院，带辰辰去看了骨科，做了CT等检查后医生仍未发现问题，建议辰辰再转回儿科医院神经科检查。经过验血、肌电图等检查，一个月后的报告结果显示：庞贝病。
根据庞贝氏罕见病关爱中心和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在2018年发布的《庞贝氏病友与家属调研报告》显示，在我国，84.4%的庞贝病患者都经过误诊的经历，75%的病友需要经过3家以上的医院才能够确诊；64%以上的患者需要经过3个以上的科室才能够确诊。由于庞贝病疾病知晓率非常低，很多医生（尤其是非神经内科医生）对庞贝病的了解甚少，因此庞贝病的漏诊、误诊率极高。
针对诊断困难这一问题，朱雯华认为，相比于针对患者宣教，面向医生的效率会更高，也是重点。因为患者的一些早期症状非特异，可能会到各个科室就诊。比如有的患者会因为疲劳无力看骨科，有的会因为有肌酶或者是肝酶的异常看肝病科。
“从临床医学角度，我们建议将相关检查纳入新生儿筛查中，在患者出生的时候统一检测其实是最有效的识别方法。”朱雯华解释，庞贝病与多种遗传代谢性疾病一起检测相比于后期专门筛查的费用成本要更低，建议将庞贝病筛查纳入新生儿筛查中，并对医生和护士都进行相应的培训。
治疗路径狭窄，多方探路前行关于庞贝病的药物研发传奇故事也曾被改编成了电影《良医妙药》，其中讲述着一个父亲约翰•克罗利（John Crowley）是如何快速筹集到1亿美元、建立医药公司、从零到有研发药物拯救自己孩子性命的艰难历程。让人动容的是，研发出的药物不仅拯救了这位父亲的孩子，也在造福有着相同遭遇的庞贝病患者。
所幸，酶替代治疗药物注射用阿糖苷酶α（美而赞）在2015年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并于2017年在中国正式商业上市。“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药物，用药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过去孩子只能依靠一个练习肺功能的辅助工具，平时多吃高蛋白食物，以此减轻疾病痛苦，但是在治疗效果上作用微乎其微。”辰辰妈妈无奈道，在不用药的情况下，孩子身体状态越来越差，肺功能受到的损伤很大，晚上必须戴呼吸机才能睡觉。
虽然目前庞贝病无法完全治愈，但已有多种治疗方式，可以帮助患者改善症状或避免恶化。主要的治疗方式是使用酶替代治疗，再配合饮食、呼吸管理及复健等支持性疗法，来改善患者整体的生理功能。
辰辰妈妈介绍，目前孩子的胃口明显比以前好了，也长胖了，一家人终于露出难得的笑容。此外，因为特效药价格昂贵，辰辰在2018年4月确诊后就一直没有接受任何有效治疗，直到2021年12月才通过入组临床试验用上特效药，为期1年。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但大多数家庭却“跑”不动，只能原地等待。庞贝病阻碍了花季少年辰辰如同龄少年一样向前奔跑，更让他的家庭举步维艰。
朱雯华建议，婴儿型庞贝病一旦确诊，应立即开始酶替代治疗；晚发型庞贝病出现症状后，应尽早开始酶替代治疗。如果患者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控制，他们仍然可以发挥比较好的社会功能，也能够减轻家属照顾的负担。
药物可及，需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一直以来，高值药物的可负担问题，是目前社会关注最高、矛盾较为集中的一个问题。由于对应的疾病患者群极小，药品研发、生产、市场培育、诊疗建设等成本又高，因此分摊下来单价高，针对超级罕见病研发的治疗药物往往高于普通家庭所能承担的费用。但此类药物，却是这一小群患者唯一可以依赖的生命希望，他们大多是病情极其严重或致残致死、疗法在临床上急需且不可被替代。
在如何推动新药创新研发保障患者可及性的路径上，曾凡一认为，国际上的一些药物激励政策值得我们去借鉴。治疗罕见病的药物被称为孤儿药，因为临床试验时间长，药物市场狭小，回收成本难度大，药厂对于孤儿药的研发和生产意愿不足。为此目前有50多个国家制定了孤儿药药品法规以鼓励和推动孤儿药的生产。比如美国1983年颁布了《孤儿药法案（ODA）》，该法案包括政府资助研发经费，简化孤儿药审批程序，降低孤儿药申报费用，缩减新药临床试验病例数，减免孤儿药的销售税收等等。这项法案实施后，美国FDA从之前有34种孤儿药上市上升到如今的600多种，每年上市的孤儿药占上市新药1/3。
“我国有关部门目前也在积极努力，期望通过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对国内罕见病在创新药研发和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定价机制、优先审评审批等方面给予国内企业提供支持。这一举措将大力推动原创新药的研发，为罕见病患者带来福音。”曾凡一说。
朱雯华认为，当下我国罕见病患者在生病之前就能够拿到覆盖罕见病的商业保险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大多数患者基本上是诊断以后才想到通过商业保险解决，但那时已经无法投保。因此，政府引导下的普惠性商业保险对罕见患者会更合适一些。
曾凡一表示，通过政府引导，整合基本医保、商业保险、慈善救助的多层次用药保障体系，能够切实帮助罕见病患者“用得起药”。以庞贝病为例，作为高值罕见病，患病人数极少，虽然个人负担重，但参保人平均负担的保障成本影响较低，因此普惠险保障罕见病群体具备可行性。“让更多罕见病患者实现早诊早治，并且有药可用、用得起药、能用上好药，需要集全社会之力，共同实现‘健康中国，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曾凡一呼吁。
作为全国最早关注罕见病的城市，上海在罕见病的诊治、保障、机制探索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13年，戈谢病特效药纳入医保支付，成为全国首创。2014年，上海罕见病防治基金会成立，为患者提供用药保障；2016年《上海市主要罕见病名录（2016年版）》发布，也是全国首个主要罕见病目录。此外，2021年4月发布的“沪惠保”，通过对既往病史的认定以及将特定高额药品纳入保障目录（21种目录外药品，其中涵盖了4种罕见病），对部分罕见病既往症人群的赔付可达70%。
但相较于其它地区后来推出的更为成熟的模式，可以有更多借鉴。以广州“穗岁康”为例，由于不限病种，不限既往史，对于符合诊疗规范产生的费用，可按“穗岁康”理赔规则报销70%。辰辰妈妈说，她了解到，2021年“沪惠保”已经纳入了部分罕见病药物，对家属来说，至少也看到一点希望。她很期待今年沪惠保的政策，希望政府能够将庞贝病纳入保障范围，为她的辰辰再开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