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实习生叶子凌、见习记者冯恋阁 上海、广州报道
围绕知名游戏主播PDD（本名刘谋）著作权侵权的风波暂时消停。不过，此事引发了普通公众对于直播中音乐版权保护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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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网络直播中使用音乐的版权保护研讨会”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公布了网络直播中使用音乐录音制品的版权费标准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其中提到，泛娱乐直播（不含K歌）100元/直播间/年；泛娱乐直播（含K歌）300元/直播间/年；电商直播间10000元/直播间/年。
多位受访专家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草案》的制定是有利于直播和音乐两个行业的发展，然而落实到具体落地执行层面，可能还有诸多细节问题有待协商。
已进行三次费率协商因为在直播间即兴演唱了几句《向天再借五百年》歌词，PDD身处风口浪尖。多名著作权领域专家和律师在会上指出，网络直播属于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行为，直播中使用歌曲应当依法向录音制作者或音乐版权人支付报酬。
除此之外，会议也强调了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近年来，在网络直播著作权纠纷中，虽然事件关注的焦点是主播，但平台往往最终会成为追责的对象。与会专家指出，“不经许可，不得利用”是著作权保护的最基本原则。网络直播中使用音乐涉及到录音制品制作者的获酬权，在主播承担相应版权责任的同时，如果平台与主播用户存在经济利益关系——例如广告或打赏分成，那么平台也要承担侵权责任。
不过，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目前网络直播支付版权费非常困难，虽然法律有赋权，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具体的规则而难以维权和获得报酬。与会专家进一步指出，在《著作权法》下，音集协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进行协商和主张权利。
音集协副总干事国琨介绍，《草案》单价较低、简单易行，不会对使用者造成负担。如果直播间全面付费，整个直播行业预估将给版权方带来22亿元的版权收入。“最重要的，是平台需要配合我们实现直播间的全面付费。”她说。
音集协提到，自从与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于2021年11月启动版权费标准协商以来，音集协与直播平台代表已经进行了三次费率协商，平台方既未接受权利人提出的方案，也不提出其他方案，导致工作进展迟滞。
面对平台的不配合，中国音集协在协商过程中，也同步开始通过诉讼和仲裁解决维权。“目前已有部分平台主动履行版权责任、认可协商中的费率标准，主动与音集协洽谈并同意预交版权使用保障金，待使用费标准最终确定后即按照标准支付，这无疑是积极的信号。”她说。
具体执行有待协商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直播行业市场规模已达1930.3亿元，其中75%收入来源于打赏分成。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张丰艳团队发布的《2021中国音乐人报告》显示，32.17％的音乐人将版权授权给了唱片公司、版权公司或平台代理，音乐人将自己音乐作品授权使用最多的场景分别为“短视频音乐”“翻唱”“K歌App”。
但当侵权行为发生时，更多的音乐人选择了放弃维权。“不知道该如何维权”“维权成本高”“没有能力完成维权”是阻碍音乐人维权的重要原因。多数音乐人表示，维权的成本高、周期长，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即使维权成功，所得补偿甚至不及维权投入，更不用说弥补侵权造成的损失了。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夏海龙律师向21记者分析，本次《草案》或将助力解决部分音乐人在直播维权中的困局，对音乐人和直播行业都有利好。
他认为，直播行业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快速解决平台主播的音乐需求，也避免了因主播侵权带来的大量诉讼。另一方面，音乐版权方则能直接实现音乐作品授权收入，减少了自行主张权利的成本。
在收费管理方面，“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模式被再一次强调。夏海龙分析，《草案》提出最大的意义在于基本确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解决网络直播音乐授权、收费的基本主体。以集体组织的名义直接与直播平台合作，既能够有效满足直播平台使用大量音乐作品的需求，也帮助音乐作者减少维权成本、提高收入。
艾媒咨询CEO张毅在接受21记者采访时分析，《草案》中对版权费标准的设定可以有效解决产业链两端的可再生发展问题。
具体而言，主播和直播平台有规可循的同时，版权持有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应有的价值体现。直播行业和音乐版权方之间通过采购或授权付费的方式合作，可以引导直播产业生态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
不过，受访专家均认为，该标准在具体落地执行层面可能还有诸多细节问题有待解决。
夏海龙分析，截至目前，音集协与直播平台代表已经进行了三次费率协商，但仍无明确进展，“可见双方在费用的谈判上，还有很多讨论空间。”
此外，张毅认为“电商直播间10000元/直播间/年”的版权费标准可能仍需各方斟酌。他指出，电商直播间的品类很多，除了商业性的直播，还有一些公益性的助农直播，是否需要直接一刀切10000元的年费，可能有待各方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