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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政府频繁对中国半导体、生物医药、电池等行业进行政策设限。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是美国意图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遏制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停留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但这种做法不具建设性。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中国产业的打压是持续的单方面的，中国至今仍然实施开放政策，不排斥美国企业的投资、商品与服务。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惩罚性策略，在制造业各个领域征收了全面关税，拜登政府则利用技术优势，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瓶颈点”进行精准的设备和技术管制，试图影响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美国政府并未寻求与中国开展基于规则的开放式谈判，其目标意在遏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壮大本国高科技制造业。
美国近期一系列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美国被赶超，尤其是在经济规模和科技方面，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全面主导权。我们若研究历史就会发现，每一次世界经济周期的低谷期，也是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酝酿期，美国经济在此期间处于停滞不前的衰弱状态，特别警惕并打击任何趁机赶超的对手，以维护自己全球政治经济主导地位。
198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泥潭，同期日本在汽车、电子以及半导体等领域赶超了美国公司，日本经济规模也日益逼近美国。这引起美国政府的担忧，其对日本产业进行了长期的打击。首先，美国在1980年代酝酿和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但作为产业基础部门的半导体领域被日本公司赶超，因此，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产业进行了持续打击；其次，日本作为后发国家成功崛起为发达国家，形成的“东亚模式”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关注和学习，但这与美国同期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发展模式的竞争；其三，劳动力、国土等资源短缺的日本实施了雁型战略，在东南亚建立自己的供应链产业链，增加了与美国产业竞争的战略能力，这种扩张性引发美国的战略恐慌。
美国经济滞胀与日本经济与技术崛起，成为美国当时发展的外在威胁，因此，美国在1980年至2000年持续打击日本优势产业。日本最终出现“失去的二十年”现象以及所谓“错失信息产业革命”，不管是在互联网领域，还是产业硬件方面，出现美国独占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优势地位的现象。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对“脱实向虚”的经济结构（金融与互联网业发达，制造业衰退）产生担忧，中国经济规模和制造业竞争力则在快速提高。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美国面临新的周期性压力，同时，新一轮以半导体、新能源等为基础的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如电动汽车、万物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因此，打击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成为维护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主导地位的关键。自奥巴马政府至今，美国通过关税、安全审查、政策限制等手段，对中国实施越来越密集的技术遏制。
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主导地位，动用非市场手段，对中国相关产业发展进行限制。实际上，美国一直是将任何威胁到其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国家都视为“竞争对手”，这是美国国家战略。
尽管如此，中国继续保持市场开放立场，没有跌入“因反击而进入不良循环”的陷阱，避免破坏中国市场开放的立场和预期。但是，美国有可能继续通过政治手段挑战中国国家利益，令中国做出反应，从而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