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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王继昌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于近日发布了《深圳市国际化街区建设评价指南》和《深圳市国际化街区规划布局与建设指引》两份文件。前一份文件建构的评价体系由“基础评价”与“特色评价”组成，“基础评价”包括街区治理、国际交往、居民素养、宜居环境、产业服务等29项指标。后一份文件则基于全市20个试点国际化街区的建设状况，布局新增18个国际化街区。
布局建设国际化街区，向来是一座城市提升国际化水平，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方面，对于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也有着较大意义。南京工程学院王孝勇教授等专家学者曾指出，在我国语境中,国际化社区概念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在社区常住人口数上,境外居民数量占整个社区居民总数 20% 以上;二是从社区建设品质内涵上理解,社区建设的软硬件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民居住的舒适度高。深圳本次出台的两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上述两个方面说法。
在西方社会，相对成功的国际化社区族裔人口密度较低，与主流社会融合程度较深。国际化社区在西方社会存在已久，国际移民聚居区是其城市社区中一种特殊类型，其居民包括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口，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族群特征。国际移民聚居区在空间类型方面大体可划分为三种：族裔飞地、族裔社区、族裔郊区。其中，族裔飞地中的成员普遍工资较低，工作环境较差；族裔郊区形式较为独特，不具有普适性；族裔社区形式较为普遍，且其中不少社区比较富裕，如美国森塞特地区的华人聚居区等，对其他国家国际化社区建设具有相应启示意义。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周春山教授曾指出族裔社区的四类特征：一是，劳动力分化和较高的阶层分化，且族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二是，族裔社区的经济活动范围更广，从跨国合作到小商业；三是，被主流社会隔离的程度相对更低；四是，有意维持自身族裔特征。上述四类特征并非全部具有借鉴意义，“族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与“被主流社会隔离的程度相对更低”两项更为值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境外居民数量在整个街区的占比并不是越高越好，族裔人口密度太大可能并不是促使该社区更开放，相反恰恰可能会促使其更加趋于封闭，这无疑并不利于商贸往来，也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理念背道而驰。
在国内，上海国际化社区的打造计划坚持人才导向，且同本市发展战略高度绑定。上海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治理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赵晔琴教授总结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际化社区分别受三大内在驱动力影响：发展主义、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城市国际化。其中，前两个阶段的国际化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驱动下形成的。第一阶段的社区是政府在招商引资、发展本地产业的过程中打造出来，第二个阶段的社区则是政府为进一步推动先进制造业集聚、结合环保生态等理念开发形成。在上述两个阶段中，上海有两项成功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国际化社区的打造计划与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绑定；二是，国际化社区打造过程中坚持人才导向。无论城市前期的招商引资抑或中后期的力促先进制造业集群，都需要大量海内外人才。软硬件一流的国际化社区能吸引并留住城市产业发展升级所需的人才，为其生活提供优质服务，在人才端服务产业生态。同时，优良的基础设施及发达的产业生态无疑在购物环境、消费客群、招商政策、文化氛围等方方面面，为后续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工作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外的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也都面临相应挑战。西方国家长期为其国际化社区所带来的问题困扰。比如，欧美国家在移民聚居区的治理中普遍存在种族隔离问题，容易导致不同种族群体与本地群体之间的隔阂、冲突。我国国际化社区同样具有一些隐患，比如信息统计困难、国际社区管理体制不完善、非法移民问题等，这些问题可能造成国际社区及其中的国外居民成为管理的薄弱地带。
深圳在打造国际化社区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充分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完善配套管理机制，防患未然，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优的治理效果。综合来看，深圳在打造国际化社区过程中需要注意四个方向：一是适度调节控制国外居民占比；二是国际化社区打造进程同深圳市“20＋8”产业集群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城市战略紧密绑定；三是坚持人才导向，设置相对严格的人才准入门槛；四是探索建立市-区-街道-社区多级联动机制，加强信息管理和人文关怀，创新国际街区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