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 朱萍 武瑛港 北京报道 “近十年来，我国医药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医药上市公司总市值由2012年的1.06万亿增加到2021年的8.4万亿，10年增长7.4万亿，增长了7倍。目前中国原料药居世界第一，整体医药市场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医药科技创新已经跻身世界第二梯队，是世界制药大国，但我们还要努力成为世界制药强国。” 3月3日，在2023“声音·责任”医药卫生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资深会长潘广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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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国家药监局数据，2022年1月1日-12月31日，国家药监局共批准51款新药上市，其中有17款1类新药，包含4个进口新药和13个国产新药，整体获批数量与2018年的53款、2019年的54款及2020年49款基本持平，但是与2021年83款的获批量相比，有较大差距。
从资本市场来看，根据Wind数据，2022年A股和港股合计有75家医药企业上市，较2021年减少超过20%，2021年港股和A股医药IPO的总募资规模分别达到789亿港元和893亿元，但2022年对应的两个数据分别为93亿港元和783亿元，募资规模出现明显“缩水”。
由此来看，目前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似乎正面临挑战，优化医药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潘广成表示，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是医药工业“十四五”发展的主旋律，要医、产、学、研密切配合，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使医药的创新科技成果尽快产业化。
面临多重困境在从制药大国迈向制药强国的道路上，中国的医药创新生态体系仍面临多重困境。
在上述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郝海平表示，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创新能力也显著提升，但大多数企业仍以跟踪式创新为主，从而造成靶点集中、赛道拥挤，进而引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尽管近年来创新药企的研发项目，已经从之前跟踪跨国药企处于临床阶段的项目，前移至临床前阶段。但其本质还依然是以跟随为主，这充分暴露了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的不足，制药企业对于高风险、高投入源头创新项目投入的积极性不高，这种现状不利于我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的良性发展。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院长邵蓉也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国内正跟随国际市场步伐，虽然对部分新靶点开发速度较快，但是靶点本身并非由国内研究者发现，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高。“长远来看，未来国内医药创新能否持续产出，基础研究显得十分重要。目前情况下，企业担负起基础研究重任的可行度不高，还是要依靠政府投入。”
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看来，我国医药创新生态体系存在三方面短板：
一方面是我国天使基金或种子基金的投入与国际相差甚远，目前生物医药领域的民间投资与前几年相比在明显下降，政府相关投入也明显不足，强调天使基金是因为这属于理念问题——只有投了早期才会有后期成果，“要先孵小鸡才会有老母鸡”。
但是当前国家以及各级政府的投入确实偏少，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基金的考核往往是保值和增值，但天使轮投资基金的考核指标应该是投了多少项目、这些项目产生了多少专利、培养了多少人才、促进了多少就业，这也是国际市场中天使基金的考核指标。
另一方面，国内要做到开放性的创新，部分真正的创新可能在民间，而且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支持范围，这会埋没很多真正优质甚至领先国际的创新，所以创新一定是开放式话题，而非由某个部门或群体来限定，只支持数个范围的创新。“其实‘揭榜挂帅’的机制非常有效，但在生物医药领域尚未被真正利用起来。” 朱同玉说。
除了上述问题，朱同玉进一步强调，还要思考如何保护创新产品，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如果一个创新药上市，其市场保护期可能只有三年，这是导致创新产品投入下降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在多次讨论和提案中都提到应该延长对创新药品的保护期，比如延长5年等。如果不能保护创新药，创新一定也会受到抑制。”
对于创新药的回报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也在提案中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的特点，建议在创新药定价上，允许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5年内自主定价，并在医保谈判与支付上，突出临床价值导向，制定合理报销价格，提高报销标准；对已纳入国家医保的创新药，适当延长谈判周期，把新增适应症自动纳入报销范围，稳定市场预期，推动患者受益等。
需要政府引导和发力在多重困境下，中国的医药创新生态体系的出路在何方？对此，郝海平认为解决之道之一在于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与制药企业以及监管部门的协力与融合。
郝海平表示，高校、科研院所应当发挥基础创新的引导作用，通过校地、校企合作，培育更多原创成果，同时通过智库建设，在政府、药品监管、社会资本及制药企业间搭建良性沟通交流平台；通过整合多元创新要素，帮助和引导我国制药企业的研发布局能够真正聚焦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避免“跟风”式研发布局和同质化竞争。
另一方面，郝海平也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针对药物靶标发现与确证、原创新药早期发现等，布局“重大科学计划”，引导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原创药物发现阶段的深度合作；这样可以弥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对于暂时还看不到希望、不敢投入创新度高项目的不足，这实质是制约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真空地带”。
“此外，创新项目也需要制药界和临床医学实现桥接，进行联合攻关。但是要实现有组织的科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高校和科研院所都缺少自身的资源杠杆，以调动科研工作者们的信心和兴趣，聚焦到需要攻关的领域。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其中发挥要素整合的作用。全国各地布局的生物医药园区建设应当进一步加强与高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深度融合，避免过度量化和过度市场化的短期考核指标约束。” 郝海平说。
郝海平进一步强调，我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的优化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但只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发挥政府的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进行创新要素和资源的整合，真正让“有组织的科研”落地生根，才能促进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上述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表示，对于医药卫生界来说，保障人民健康生命健康是责无旁贷的使命。展望未来，建设健康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创新引导医药领域高质量的发展已成为共识。国家之前引导的重大专项，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生物医药行业要进一步发展创新，面对现在创新中出现的问题，我希望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组织相关的重大新药创新专项，或给予类似的新药创新的国家支持，来正面引导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且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独立创新发展，同时我也希望能和国内更多的投行企业不断创新，一起研发出更多新型更先进的疫苗和生物药品，真正的为老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安康说。
除了生物医药，从医疗器械角度来看，全国人大代表、国药集团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清明表示，近十年来，在鼓励医疗器械创新政策的激励下，医疗器械创新生态发生显著变化，产、学、研、医、用各领域的创新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创新医疗器械申请注册数量逐年增加，仅2022年，我国就批准了190多项创新医疗器械，其中国产ECMO、国产质子治疗系统等很多是中国造、全球新的产品。
同时于清明指出，新冠疫情使各国高度关注产业链安全，一些跨国企业正在转移和延伸产业链，医疗器械行业面临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短缺和涨价风险。当前，各行各业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医疗器械作为大健康产业中的“国之重器”，亟须加快高端产品和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自主创新。
“因此建议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骨干企业、行业组织协同发力，构建以领先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医等深度参与的高端医疗器械联合创新平台，加快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着力培育一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健康生活的新期待。” 于清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