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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一场推高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的欧洲战争，暴露了能源过度依赖进口的财政和安全风险，给气候脆弱的东南亚拉响了警钟。然而事实远要复杂得多。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大宗市场陷入动荡，这对拥有7亿人口的东南亚产生了不同影响，但基本困境是相似的。各国政府正在应对短期内的价格波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压力。同时还试图从总体上减少对污染燃料(尤其是煤炭)的依赖。以印尼为例，该国资源丰富，趋向于发展绿色制造业，但煤炭也是印尼能源结构的最大组成部分，以及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气候友好型能源的供应不仅使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触手可及，而且有助于各国减少对昂贵的海外采购的依赖。菲律宾发电所需的80%左右的煤炭依赖进口，而泰国国内油田老化，是煤炭、石油甚至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国际能源机构表示，如果印尼能实现“2060净零排放”计划，那么至2030年印尼可将石油进口费用降低三分之一，这实际上覆盖了转型的成本。清理污染也可以巩固区域制造业发展，推进绿色矿产、电池和电动汽车中心规划建设。这会惠及越南、泰国，特别是印尼，他们可以利用镍和其他矿藏来提升电动汽车产业链。但如果在将印尼红土矿转化为电池材料的耗能过程中使用煤炭，这就很难做到。这是目标。然而，近三年来不断加剧的危机使东南亚在绿色承诺上摇摆不定。在疫情期间，由于恐慌的东南亚国家政府几乎只关注近期需求，大多数国家的应激支出都用于紧急财政援助。但一项研究发现，虽然绿色支出产生了更大、更持久的乘数效应，但是6个最大的东南亚经济体并没有将他们的恢复支出用于环境。他们仍然更关注短期问题，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迫于不断膨胀的成本，印尼提高了一些燃料价格，推迟了一项非常温和的碳排放税的征收。与此同时，为了填补受到制裁的俄罗斯留下的缺口，印尼加大了了煤炭出口，此外，印尼政府加快脱炭的计划为在某些条件下建造工厂留下了空白。菲律宾推出了(有针对性的)燃料支持，越南削减了化石燃料的环境税，其期待已久的《电力发展计划8》(Power Development Plan 8)——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主要框架工具，仍在进行当中，随着煤炭项目的减少，它可能会有所改善。当然，欧洲依靠煤炭来帮助应对俄罗斯天然气的突然短缺，无助于推动绿色事业。发达国家仍未能提供支持绿色工业基础设施等所需的资金，这一事实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他们对于迅速转向清洁能源的承诺摇摆不定，不会鼓励私人资本向亚洲开发银行的能源转型机制等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投入资金。这个机制旨在通过收购本可在该地区运行几十年的电厂，来摆脱对煤炭的依赖。此外，泰国和马来西亚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举行选举，印度尼西亚可能在2024年初举行选举，这使局势更加混乱。但倒退并非不可避免。首先，政府可以积极提高能源效率，特别是在空调等电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这可以使补贴合理化。同样，他们也可以促进交通电气化，泰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推出了激励措施，印尼总统指示政府部门增加电动汽车的使用。这一信号仍然模糊，但这样的趋势已经形成。彭博财经预测，今年印尼电动汽车销量可能比2021年翻一番，但是政府希望看到更多。当局应该通过提高关税透明度和简化繁琐的规章制度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其次，东南亚国家也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类似北欧电力市场的区域电网，这会增加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吸引力。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20年，但由于政治原因并没有取得进展。最后，他们还可以利用即将召开的COP27气候大会和下个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g20)会议，寻求富裕国家提供更慷慨的支持，以帮助摆脱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从关闭燃煤电厂到碳捕获项目和氢基础设施，这一转变需要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时机非常紧迫。能源的安全性、可承受性和可持续性，都为东南亚指向了唯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