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实习生 杨宁 北京报道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控制和消除结核病流行的进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据世卫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结核病报告》（（下称《报告》））显示，结核病全球结核病患者发现呈现下降趋势，全球患者登记数较2019年下降了18%，由710万例降至580万例，下降到了2012年的水平，其中，我国结核病报告发病人数较2019年下降了14%。
据世卫组织估计，结核病死亡率自2005年以来首次上升。2020年，全球艾滋病病毒阴性人群的结核病死亡数从2019年的121万增加到128万，死亡率由16/10万上升到17/10万，据估算，因基本服务中断导致的全球结核病死亡患者数，增加了大约10万例。
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结核病项目副主任钱秉中博士看来，新冠疫情可能抹除了我们过去10到15年在全球结核病控制方面取得的大部分成果。不过，尽管近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结核病流行情况有所加剧，但新冠疫情也为中国迅速采取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消除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提供了若干新的契机，如此前中国许多市县没有结核病和耐药性快速分子检测的诊断网络，但疫情促使中国几乎各个地方都具备了分子检测能力，而这一系统的完善也将促进分子检测在结核病防控中的应用。
同时，近年来NDIP项目（抗结核新药引入和保护项目）在我国抗结核新药引入和保护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指出，防控耐药结核病、防控结核病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相对来说，耐药结核病的压力、基数非常巨大，我国需要从新药引入、新药使用做起，而NDIP项目的实践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更好的发挥新药的作用。
提高结核病诊断准确性2015年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提出，2030年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数与2015年相比要力争分别降低80%和90%。自2015年开始，中国结核病发病率的年均降速为3.4%，而在十五年内年下降80%的目标，对我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将达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届时结核病将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从‘十万分之六十’到‘十万分之七’的挑战依然很大，但我相信，只要坚定承诺，中国就可以消除结核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钱秉中表示，我国对新冠疫情的应急措施上，对消除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我国消除结核病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首先是扩展结核病的分子检测。据了解，快速分子诊断有利于提高结核病诊断的准确性，提升耐药结核病的诊断，从而使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当的治疗。
而在2020年，在中国所有结核病报告病例中，只有45%在确诊时接受了快速分子诊断。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冠肺炎流行之前，中国许多市县没有结核病和耐药性快速分子检测的诊断网络。但新冠疫情促使中国几乎各个地方都具备了分子检测能力，而这一系统的完善也将促进分子检测在结核病防控中的应用。
但目前还存在一项技术上的障碍，即痰液很难用于高通量测试。据钱秉中介绍，痰液标本运输不便，并且在PCR机器上检测之前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处理步骤，因此，人们目前很难使用使用痰液进行高通量测序。
最近有研究人员开发舌拭子这一非痰标本用于结核病检测，从初步数据表明舌拭子可以从舌头上收集大量结核杆菌。虽然从早期数据来看，舌拭子在检测结核细菌方面的灵敏度略低于痰液，但其简便性可以极大地促进大规模检测的实现，从而克服痰液检测的障碍。
扩大预防性治疗除了可以扩大分子检测以外，还可以扩大预防性治疗。预防性治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解决群体“潜伏结核感染”，其二为接种新的结核病疫苗。
首先，“潜伏结核感染”通常是指体内（通常是肺）存在结核杆菌，但仍未出现明显的症状。据了解，中国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人口比例约为20-30％，每年由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的重新激活发病的结核病数量极大。有一项模型研究发现，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结核病患者来源于潜伏性感染。
“如果中国要解决群体“潜伏结核感染”的问题，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是针对最有可能从潜伏感染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人群，也就是那些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对其进行识别和检测，从而发现更多的结核病患者。”钱秉中认为，中国在追踪和检测新冠密切接触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可以应用于结核病领域。如果采用更短的药物治疗方案——减少到一个月或每周一次12剂， 这将使预防性治疗的实施更加可行。
其次，在结核疫苗方面，目前已经有两种有潜力的疫苗接种新方法。在已有2b阶段的临床研究表明，为青少年进行卡介苗复种可以使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风险降低45％。南非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大型临床试验对此进行验证，有望在2024年或2025年得到结果。
除此之外。葛兰素史克的M72疫苗在2b阶段的临床也表现出对潜伏性结核感染的成年人具有50％的保护作用，可防止其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目前正在制定三期有效性试验的计划，该试验可能于2023年初启动，预计2028年左右可以得到结果。
在新冠疫情中，mRNA疫苗的应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盖茨基金会已开始投资开发用于预防结核病的mRNA疫苗。虽然当前一代的mRNA疫苗需要零下20度冷藏，但新一代可能不需要，因此更容易储存和运输。这将大大减轻当前mRNA疫苗所面临的供应链方面的挑战，并使mRNA疫苗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钱秉中介绍称。
抗结核新药研发是消除结核病的关键目前，全世界抗结核的新药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贝达喹啉、德拉马尼以及普托马尼。我国一直紧跟着国际指南和规范步伐，根据国际新的药物分组、药物使用的要求以及治疗方案，不断地调整我国对这些药物使用的要求。据了解，我国现已批准了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普托马尼正在计划申请中。但是，从我国目前仅有两个新药在使用的情况来看，可能会产生耐药风险。
而且，目前只有贝达喹啉被列为A组药物即首选药物。自2016年在我国获批后，其在全国已经做了1500人的研究队列，结核病治愈率提高到85%以上，与原来的治愈率50%左右相比提高了很多。而德拉马尼在世卫组织的指南以及我国的指南中被列为C组药物，属于备选药物，并未实现广泛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的治疗是需要4-6个药物联合使用，构成有效的方案，任何一个单独的药物都不能满足患者需求。所以从全世界来看，结核病新药研发以及新药的耐药性问题都是未来消除结核病的关键问题。
而一直以来，我国都是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耐药结核病防控的压力较为巨大的。
通过世卫组织公布的有关耐药结核病的数据来看，从2017年开始，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在病例中的RR/MDR发现率不到30%，没有大的变化，发现率是比较偏低的，只有不到1/3的发现率。针对这一问题，李亮分析称：“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多，包括我们本身的问题，包括诊断可及性的问题，包括经济能力的问题，也包括报销的问题。这都是导致发现率低的周期原因。”
除此之外，李亮认为，我国的纳入治疗率和纳入治疗病例的治疗成功率都较低。这都是我国目前在结核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在李亮看来，纳入治疗率较低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造成：药物本身的问题，药敏试验耗时长，结果报告后患者丢弃；无法组成有效治疗方案；对病人的追踪管理不到位；患者因经济等原因不接受治疗。而纳入治疗病例的治疗成功率较低是新药组合、新药治疗方案、患者全程管理和支持不足、患者个体差异、患者经济负担等等因素造成。目前，我国的成功率只有54%，与国际还有一定的差距。
而综上三种因素来看，如果要解决我国耐药结核病防控的问题，加快新药、新方案的应用刻不容缓。
针对我国目前新药的使用不足及治疗的不规范都导致目前耐药病人发现率低，发现以后纳入治疗率低，纳入治疗以后治愈率低的窘境，李亮提出通过借鉴NDIP项目在我国的实践，以预防耐药产生。
NDIP项目的全称是“中国抗结核新药引入和保护项目”。据李亮介绍，这个项目是在国家卫健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临床中心和盖茨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第三方机构合作做的一个尝试性、探索性的项目。其最核心目的是通过这个NDIP项目探索在中国如何合理的使用引入新药，同时防止新的药物耐药产生。
不过，李亮也指出，虽然NDIP项目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但是仍然存在不足，需要我们在后续预防结核病的探索中注意。“预防耐药产生，核心是规范诊疗。我想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体会到规范治疗一方面是减少耐药出现，另一方面也是衡量我们诊疗能力的重要方面。”李亮医生认为，新药产生固然可喜，但规范治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