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邀请多位专家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联合解析。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论坛上就三季度经济数据给出其最新的分析以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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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表示，三季度数据出来后，整个市场和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共识：中国经济依然在复苏进程中，但是复苏的力度仍然较弱，离常态化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之所以复苏进程并没有年初预期的那样顺利，很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去年年底所总结的“供给冲击，需求疲软，预期转弱”三重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今年所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一是新冠疫情的重返，其中部分重点城市疫情带来的冲击比预期要强烈。二是俄乌冲突带来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从而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通货膨胀的变异，引发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三是房地产在多重因素的冲击出现超预期的深度下滑；四是七、八、九月份异常的天气对生活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刘元春表示，从第三季度的具体数据看，可以进一步抓住弱复苏面临的关键。
1.如果从核算数据看，消费贡献率是41.3%，投资贡献率26.7%，出口贡献率32%，所以很多人认为，当前经济复苏主要来源于消费拉动。但是，把前三季度的数据与去年同期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消费贡献率较去年同期下降20.8个百分点，投资贡献率提升了8.7个百分点，出口贡献率提升了12个百分点，支撑中国经济当前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是出口、投资。出口的弹性韧性体现为中国经济竞争力，尤其在全球格局变异中，中国制造业大国所展现出来的红利；而投资不仅在于出口带来相应制造业投资的景气，同时也是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的产物。事实上，消费疲软依然是我们复苏乏力的一个核心重点。
进一步进行数据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消费复苏疲软的几大核心原因。一是剔除汽车销售之后，拖累消费的主体行业主要是家具行业、装修行业、餐饮、娱乐、运输，这些行业的负增长主要与房地产低迷和疫情多点散发密切相关。因此，消费不足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内多点散发疫情对消费的拖累，同时还有房地产深度下滑所带来的问题。
2.三季度的投资是一个亮点，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和第二产业投资都恢复到10.1%和11%。2015年到2019年间投资的平均增速为5.4%。因此，目前基建和投资的增速已经大大超过常态时期。值得重点关注的是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只有3.9%，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为-8%，同时房地产投资占第三产业投资基本接近了45%——房地产投资的拖累力度比较大。当然，接触性服务业的投资状况也十分低迷。因此，目前投资不振的原因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和接触性服务业投资的疲软。
投资领域另一个更为核心的焦点问题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速已经下滑到近期新低的2.0%。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泛化。一是制造业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的投资如火如荼，不存在资本躺平的问题；二是民间投资中接近40%集中在房地产，剔除房地产低迷的因素，其他行业并没有想象那么差；三是民间投资预期低迷不仅与一些理论噪音有关，同时也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低迷密切相关联。
3.工业领域的变化，无论从工业增加值还是开工率，中国工业已经回到了常态化状态。过去非疫情期间，2015年-2019年五年平均工业增加值6.3%，目前达到6.3%，开工率也是如此。因此，供应端特别是第二产业供应端已经常态化，但是需求端依然低迷，这主要与疫情和房地产密切相关。
“因此，要把问题的主线抓住。一是疫情政策如何进一步科学化、精准化，防止部分地方层层加码，这依然是我们的重点，探索在疫情常态防控下如何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依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二是房地产是我们的焦点；三是逆转相对低迷的预期和信心依然十分重要”，刘元春总结到。
科学谋划复苏下一程：推动多方面政策协同配套刘元春还围绕下个阶段的财政、货币、房地产、就业、消费等方面政策给出建议。
第一，在财政方面，今年因为新出台的减税退税力度不小，当前财政收入有所下降，但是财政支出总量不低。今年年初定的财政赤字率是2.8%，但实际赤字率可能更高。因此，财政政策方面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地方财政支出和中央财政支出的承受力出现分化。地方财政在各种隐形支出（包括防疫支出等）的压力下，收支平衡压力很大，能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有限。下一步，可以考虑将支出任务适度向中央财政转移，使地方支出、财政能力与刺激任务的承受能力相匹配。
二是名义赤字率和实际赤字率应该更加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看到的更多是名义赤字率，但是实际上政府实际上发了很多钱，但市场主体没有前瞻性的感知到。因此，下一阶段对于名义赤字率可以进行适度的提高，而不是过度的压低，使名义赤字率和实际赤字率能够相匹配，从而更加有力地引导市场预期。
三是今年财政政策前置，导致四季度在项目和资金出现一个空档期。因此，目前要对四季度相应的政策空挡进行再谋划和再补充，避免在四季度出现项目较弱、支出无法落地等局面，以更好地推动经济加快复苏。
第二，在货币政策方面也有改善空间。
一是从目前M2增速、信贷增速、利率水平来看，货币政策的定位已经在转向宽松。目前通过MLF、LPR、特殊行业贷款利率的调整，利率水平已经下降得比较快，同时实际利率下降得更快。货币政策在名义上的定位与实际效能要更好地匹配上，要能够对市场有进一步的引导作用，要有前瞻性、系统性，防止这种非预期的挤牙膏效应。
二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下，货币总量政策应该在逆周期调整中扮演核心角色，结构型政策为辅。另外，应以价格型为主，数量型辅之。
三是利率与汇率的同步协调也很重要。目前人民币汇率弹性比较充足，利率自主性较强。在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状态下，应该保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四是要考虑全球金融市场变异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应考虑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相应的稳定和对冲。
五是货币政策在房地产领域的定位要有更加清晰的思路。
第三，重点要聚焦在房地产问题。
房地产问题是周期性、结构性因素叠加的产物，除了周期性政策应对，也需要结构性对冲。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模式，需要从香港模式向新加坡模式加速转变，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新型城镇化、低收入阶层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进行集中解决。建议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新住房基金，建立新的住房性政策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房地产政策上应该审慎，需要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考虑短期政策的调控。核心要点是出台新的关于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解决方案，使中国的房地产模式从过去的高流转、高杠杆、高风险模式回归到市场与政府二轨的模式。这种加速回归是目前可以做的事情，虽然也许会花费上万亿的资金，但是如果从中期和中国的创新发展以及稳定的角度来看，是值得的。
第四，就业政策需要更有针对性。
这几年青年人失业率较高，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状况。建议建立相应的大学生就业基金，同时出台以大学生就业为对象的系统性项目。可以考虑单列一些项目，让存量部门和企业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招工，这样能避免对劳动力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能真正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第五，在消费上面一定要注重收入问题。
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名义收入同比增长4.3%，但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长速度是6.2%，也就是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是低于GDP名义增速的。2021年居民可支配名义收入增速9.1%，但是GDP增长速度是12.8%，也是类似的。在经济增长不够景气的时期，国民收入是超低分配，而不是超分配的。这可能带来循环收缩效应，也就是增长越低导致收入更低，收入更低导致消费更低和预期更差，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更低。要打破这种循环，需要出台国民收入超分配效应政策，即居民的增长收入要略高于GDP增长速度，来推动消费扩张。我们可以从低收入补贴、价格补贴、消费券以及新消费等方面有所作为。
刘元春表示，需要在财政、货币、就业、收入、房地产政策上形成配套，出台新一轮政策方案，与大会带来的利好消息同步调整市场的信心和内生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