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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CPI）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7.7%，低于9月份的8.2%，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8%，创下今年1月以来的最小涨幅记录。核心消费者价格（剔除食品和能源等价格波动较大的商品）增长6.3%，比9月份下降了0.3个百分点，已从40年来的高点回落，并且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中值。受乐观情绪催动，美国股市应声大涨。11月10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走出疫情熊市以来最大涨幅，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都表现亮眼。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10年期及2年期国债收益率均下跌约30个基点，美元指数随之跳水，跌至近两个月低点。
但并不能就此认为通胀高企已经成为过去式，更大的考验还在美国后续的经济增长会否陷入停滞。美联储一年之中6次加息，并且连续加息75个基点，从而让迅猛增长的通胀率涨势稍歇，这不足为奇。当前包括美国在内各国面临的，主要是疫情因素、乌克兰危机等外生冲击造成的供给面冲击，表现为供给曲线左移，由此均衡价格上升，同时产出水平下降。微观层面，部分企业可能减产停产，劳动力减少工作时间，但尚未出现大规模破产或产业转移，随着外生冲击减弱、基本面好转，闲置的要素能够很快重新投入现有生产供给体系。这种情况下的产出收缩，参照“假性近视”的说法，可称之为“假性收缩”。政策上应对此种情况的价格上涨，除消除外生冲击之外，应该着力解决供给方面的问题，比如打造免疫化的供应链、寻求释放能源储备等等，通过这些举措将供给曲线向右回推，就能够实现恢复产出增长的同时压低价格。
但是，美联储等货币当局的做法是提升利率控制通胀，相当于将需求曲线左移，此时虽然可能抑制价格，但均衡产出将进一步下降。需求的大规模压缩及产出的明显下降，可能让原来暂时缓产或停产的企业陷入绝望，要么破产倒闭、要么产业外迁，“假性收缩”演变成“真性收缩”，此时整体供给能力或行为会发生调整，供给曲线的斜率会上升，这意味着每一个单位的价格提升，能够引致的供给量增加幅度下降。此时，如果美国货币当局发现压缩需求对经济的紧缩效应过于严重，希望恢复原有的状态，由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变化，经济不会复原，而是会面临较低的产出和更高的物价。更高的物价水平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收入造成更严重的冲击，从而可能进一步改变总需求的结构性特征，使得一个单位的价格上涨将造成更大幅度的需求量减少，表现为需求曲线变得更加平坦。此时，为了应对更高的物价水平再度实施紧缩需求政策时，其需求曲线与“真性收缩”的供给曲线达成的均衡产出可能进一步大幅下降，而物价水平也会陷入极低水平乃至通缩状态。此时，经济或长期陷入紧缩和增长停滞的危机之中。原本是供给面冲击诱发的问题，如果宏观政策应对失措，可能滑向兼有传统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征的萧条或危机之中。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发生前后物价变化特征来看，几乎均伴随着价格高企之后的深度下跌。
当然，除了提升利率压缩需求之外，美国在供给方面也有所行动，发布一系列刺激制造业和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措施。例如，其2022年8月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向广泛覆盖电池、可再生能源、氢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在美企业提供补贴。这些举措生效，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或提振美国市场上的供给，缓解其国内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代价可能会主要由其欧洲盟友等其他国家承担。换言之，可能助推一场席卷欧洲乃至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现。美国此举已经招致法德等国的尖锐反对。更合理的做法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与亚洲生产网络在内的制造业大国之间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撤除滥用国家安全理由设定的贸易投资关卡，同时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缓和外部冲击对供给的负面影响。11月即将召开的G20和APEC峰会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希望欧洲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能够说服美国放弃对盟友和发展中国家的种种限制，正道直行地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