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上海报道眼下，生物医药行业靶点扎推、赛道拥挤、恶性竞争的现象随之而来，诸多Biotech企业都陷入研发后继乏力、商业化动荡、资金捉襟见肘的窘境。以最受关注的License-in项目为例，过去一段时间内，这一国内生物医药行业流行的权益交易模式，如今似乎也已经行不通。
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2022年第106次审议会议审核结果公告，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通药物”)(首发)暂缓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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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上市委在现场问询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上市委请新通药物代表结合新通药物肝靶向创新药物研发平台技术基础HepDirect技术以及四个核心产品PDV、MB07133、HTS、CE磷苯妥英钠注射液均来自授权引进的情况，说明新通药物创新性的具体体现，新通药物是否符合科创属性和科创板定位的相关要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
另一方面，请新通药物代表结合全球范围内尚未有应用HepDirect技术开发的药物获批上市的情况，进一步说明肝靶向药PDV的有效性、安全性、耐药性等临床数据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新通药物未来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
基于此，上市委需新通药物进一步落实的事项：请新通药物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创新性的具体体现，新通药物是否符合科创属性和科创板定位的相关要求。
此举在业内人士看来，其License-in模式创新性受到质疑。分析新通药物招股书也不难发现，其技术平台及多个产品来源于授权引进。例如，新通药物的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和注射用MB07133两个产品、富马酸海普诺福韦片化合物专利及HepDirect技术系新通药物子公司凯华公司于2011年1月从LGND授权引进而来。
这意味着，License-in的模式走不通了？对此，和铂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劲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生物医药行业比较有挑战的情况下，应更加专注全球创新，才能及时做出对产品线的调整和全球战略方向的调整。
“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对任何一个企业，尤其是创新企业，核心的命门肯定是创新，尤其是生物医药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市场好坏，病人需求仍然存在，甚至更加强烈。这种情况下，作为投入生物医药企业为病人服务治病救人的创新企业，更应该以创新为根本，以技术平台为支撑，为病人创造有价值的产品。”王劲松表示，在此过程中资源的调配更应该有选择、有重点，Biotech应去做更擅长、能最大化创造价值的事情。
License-in热度消减近年来，随着医药行业不断变化，市场更加开放，中外药企频频联合，共同开发国内、国际医药市场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License-in模式已经成为是现阶段药企补充自身产品管线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应对行业“内卷”，增强创新能力的背景下，国内License-in合作水涨船高，不仅广受新兴生物医药追捧，而且传统医药龙头企业也开始频频出手。其中，据行业机构统计，2020年国内药企License-in数量已经达到108件，首次突破百件。而这背后是我国创新药行业已迎来黄金时代，国内创新企业不断增多，整体创新能力也快速提升，可以承担更多的临床研发工作。
不过，近两年，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的总体研发成功率在全球范围来看略有下滑，这是由于一些初创的EBP公司在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研究新作用机制或下一代生物疗法。与此同时，大型制药公司开发产品的综合成功率近年来已趋于稳定，2021年的综合成功率为6.4%，但仍远低于2015年的23%。
“买买买”带来的杠杆效应十分明显，同时还能很好弥补企业产品管线短板、解决创新和商业化能力不足问题。目前，国内不少新兴药企“合作研发+许可引进”成为主打模式，代表企业有再鼎医药、云顶新耀、联拓生物等。
当然，这背后的风险也很高，随着临床试验深入推进，不可控因素也不断增多，同时对合作企业的临床开发和资金支撑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一旦遭遇临床终止开发，那么前期的所有努力和成本支出也就付诸东流。
特别是自去年9月科创板连续否决了两家License-in模式为主的创新药企IPO后，这一曾在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模式突然开始被投资者所嫌弃。因此在整个市场唱衰License-in模式时，更加理性的思考就显得格外重要。
那么，在新药研发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企业该如何把控License-in背后的研发风险，避免“财药两空”？
在王劲松看来，基于自身对于中国医药市场的判断，中国的企业不仅是面对中国市场，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市场的创新能力的提升，这种需求变得不是广泛的需求，而是变成一个有选择的需求，原则仍然是一样的，包括我们最早期的时候在自己内部研发，在几个创新阶段的时候引进的项目，是针对中国市场、中国没有任何的产品能满足中国病人需求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和决定。
“在企业内部研发能力的建设以及技术平台不断成熟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在战略考量上需要不仅聚焦满足产品管线的布局需求，还有了持续的平台技术和产品的输出，在此过程中License-in将不再是整个核心的战略。”王劲松说。
有医药证券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无论是动物数据还是一期、二期还是三期数据，或者是药物毒理，都会仔细去看。“在选择合作项目时，企业也会综合评估被投企业的科技实力，尽可能的规避临床试验失败的风险。”
对于License-in模式，投资者也不应该过度妖魔化，而应该更加理性看待这种模式。某种意义而言，License-in模式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策略，是为了平衡研发与投资之间成本的天平。如此对引入品种真正深度消化和研究，针对那些未满足的临床困境，重新深入思考解决方案，并确立创新开发策略的模式，或许才应该是未来国内企业License-in探寻真正有价值的创新路径。
“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大家变得更加的谨慎，更加深入地探讨每一个产品，不管是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是否满足病人的需求，是否为病人提供实实在在的价值，这个基本的原则没有改变，只是从力度和数量的方面可能有所调整，这也是行业发展的正常方向。”王劲松说道。
打破创新药研发重重困难一款新药的上市离不开前期的临床试验，而临床试验的获益和风险并存，因此，在入组之前，研究者需要初步评估受试者预期的获益和可能的风险。获益是与药物相关、对目标人群产生的任何预期有益影响，例如消除现有疾病状态（如治愈肺结核）、预防负面的健康后果（如预防心脑血管事件）、提高用药便利性或依从性等。风险则是指与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和其他不利影响，如对患者健康、公共卫生或环境的不良影响。
IQVIA分析认为，获益风险评估需要判定试验药物的预期获益是否大于潜在风险，且贯穿于药物的全生命周期中，是药物临床研发、上市注册和上市后监管决策的重要步骤。
2021年，全球临床试验数量创历史新高，全球范围内有84种新活性物质上市，这一数量及新药领域之广均刷新了记录。2021年，全球启动的临床试验约5500个，共招募患者超过200万，其中肿瘤临床试验启动量比2015年增长70%，共招募近30万名受试者。而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登记数量首次突破3300项，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的临床试验均以抗肿瘤药物为主。
在这些临床试验中，不乏First-in-class产品的出现，这也是由于眼下中国市场对于First-in-class的渴望正愈发强烈。另据药智美国上市药品数据库统计，2021年CDER批准了27款first-in-class首创新药。
绝对的创新实力，填补临床需求的空白，数以亿计的销售金额，是First-in-class这个标签背后被赋予的丰富内涵，也是让整个业界为之倾心的源头。然而，一个原创新药的研发，从研发立项到成功推入市场，业内流传有“双十”定律，即耗费十亿美元，花费十年时间。
王劲松也提到：“在临床前想要做First-in-class是很烧钱的。”
特别是随着创新药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创新药赛道，行业竞争加剧的问题不可避免，靶点扎堆、赛道拥挤、内卷严重的行业乱象随之出现。毕马威（KPMG）发布的《2022年中国创新药企发展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创新药企受制于研发、商业化与资金三方面压力，陷入困局。
“风险把控的机制是必须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上游，我们要更多地做生物学及疾病方面的探索，在整个临床前的中后期，我们会做大量的转化医学、生物标记物，尽量提高整个临床前数据，从而尽可能提高临床的成功率。”王劲松强调，尽管没有一个简单的手段能完全规避风险，但如果不持续创造临床价值，带来的风险则会更大，因此从最初就应考虑如何在高度创新的情况下面对病人的需求，同时在过程中规避风险。
王劲松指出，随着外部环境、整个行业的变化，每一个靶点、每一个分子都在形成不同的竞争格局，因此，做新药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根据需求，持续调整产品管线的策略。与此同时，如果整个外部环境面临挑战，就应该倾斜资源、集中火力，做一些重点的、更有潜力的项目，满足更多病人需求、更严重的疾病需求。
此外，药物研发有且只有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解决临床未满足需求。在真正的First-in-class药物研发领域，投入有多少，创新产生的速度就有多快，通过持续常态化的投入，科技创新才会慢慢浮现，市场需求与转化才会自然而然发生。
在和铂医药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及药物发现负责人戎一平看来，失败是一种选择，如果事情没有失败就不会创新。“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引擎，发现更多的候选物，我也相信，我们会有非常创新的业务前景。”戎一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等表示。